《红楼梦》第一回 “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 。

古代南京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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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朝第五琦向唐玄宗奏事时就说过：方今之急在兵，兵之强弱在赋，赋之所出，江淮居多。

   南京的经济地位，正是由北方的混乱造成，现在，要想维持北方稳定，江南的财源变得非常重要。

   在中国大版图上，真正的北方人心目中，过了黄河都是南方，不是河南就是江南，过了崤山或者华山，秦地以外，统称山东。

   以南京为代表的东南则具有另外一种目光，在他们心目中，过了长江是江北，过了淮河是山东或者河南。山东和河南都属于中原，中原代表着北方，再往北去，对南京人来说，已遥远得没有什么意义。

   隋唐以前，在南北朝时期，中国有两个政治中心，南京是当仁不让的南方中央政府所在地。隋唐时期，打压南京这个城市，是北方朝廷的基本国策。隋唐以后，政治中心的痕迹给彻夜抹干净，随着时间发展，经济中心的地位正在确立。

   南京这个城市，向来有个特点，越是乱世，越会获得机会，东吴是这样，东晋是这样，南唐包括后来的元朝末年，都毫无例外，也许这就是所谓的金陵王气。

唐帝国最后时刻的南京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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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汉朝的武库里要储存永远用不完的武器？

  汉武帝时期，不但所有的铁都变成国家专营，还借着对匈战争的东风，建立起规模庞大的国营工匠系统。生产资料全部掌握在官方手中，各地工匠都成为了皇帝的私人打工仔。皇帝作为唯一的老板，必须要对员工负最基本的责任——保证每个员工都有个铁饭碗。若是朝廷不定期下达指令性的订单，就等于拒绝支付铁匠工资。铁匠们就会失去供养自己与家庭的财力，必须想尽办法脱离这个行业。这种事情一旦发生，就是铁匠的转行或自立门户为私人服务。同时，大量专业人员流就会从朝廷控制的体系内流出，进入民间市场。

      然而，给皇帝打工的匠人并不会对自己的作品多么上心。因为只要没有明显的缺陷，就没有进一步提升工艺水平和技术标准的动力。所谓干的再多，也不过这点收入。接着，为了确保武器装备的基本质量，汉朝就必须设置同样庞大的监督体系。这批官僚的就位，本身又是一笔巨大的开支。于是，西汉王朝就这样在不断地重复进行着生产再扩大，增加武库储存-招收新的工匠-设置更多管理人员。

      过剩的产能不仅没有提过军队的战斗力，反而让朝廷背负了可怕的财政黑洞。这又反过来迫使朝廷本能地去寻找新的财源，进一步控制社会生产部门。最终，整个体系在西汉末年开始出现严重的整体性衰退。很多人寄希望于用新的办法，更好的管理全国经济生产。在他们的千呼万唤中，一个后来响当当的人物便粉墨登场。今天的不少人都熟悉他的大名--王莽。

被皇权逐步征服的秦汉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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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论及诸子百家，往往煞有介事地将其分为儒、墨、法、道等流派。其实，“法家”、“道家”等名词，只是汉代知识分子在总结先秦学术成果时，为方便分类而发明的概念。只有儒墨两家具备明确的师承关系或相对严密的组织度，其他诸子之关系则颇为复杂。如庄子思想实与老子迥异，而韩非却对老子之道颇有钻研，还被司马迁钦定为“归本于黄老”。

风光无两的学界巨子们，并不像古希腊同行般沉迷逻辑思考。其才智几乎都被用于解决一个宏大问题：如何为礼崩乐坏的中原文明，寻找重建秩序的历史出口？

对此，争吵不休的思想领袖们给出了惊人一致的答案：天下必须统一！

在编制户籍、兴修工程、上阵杀敌等方面，为秦国立下汗马功劳的乃是墨家。墨家虽在基层建设上任劳任怨，却并不能为秦国献出提纲挈领的治国方针。商鞅等法术之士遂乘虚而入。令秦君知晓了如何通过利出一孔的法治政策，并与精密高效的官僚系统去役使人民、争霸天下。凭借关东游士的效忠与优越的地缘环境，孱弱的秦国成长为可怕的战争机器，一步步把六国逼向灭亡的深渊。

《吕氏春秋》提出了一系列令人激赏的观点。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嬴政，天下乃苍生万民之天下，绝非君主的私产。百姓拥立君王，是为了摆脱无秩序的处境从而使自己得益。君主应信任贤臣让，政体自然运转，实现无为而治。还要尊师劝学，以正义之师统一天下。

秦始皇的根本目的，就是以暴烈残酷的手段，抹平关东与秦本土的文化差异。消灭六国遗下的社会联结纽带，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皆实现一元化统治。急不可耐的倒行逆施，与无休无止的工程劳役，没有实现秦统治者的野心。反而激起了不可调和的官民矛盾与文化冲突。

刘邦能完成从流氓到皇帝的逆袭，着实应感谢他所鄙夷的儒生。正因儒墨两家在战国时代发明出上古圣王向身份低微的贤人禅让君位的历史，才使大批民众破除了对贵族血统的迷信，从而能够接受一位出身草莽的天子。而刘邦的死敌项羽，则在自封西楚霸王和杀害义帝的过程中，沉重打击了六国王室的残余势力。不经意间为刘邦称帝提供了神助攻。

虽已贵为天子，汉初诸帝却并不能为所欲为。关东同关中依旧存在巨大的文化差异，迫使汉帝分封一个个尾大不掉的王国，去实行间接统治。在中央朝廷内部，大批老臣宿将已摇身一变成为裂土封侯的功臣集团。高祖、文帝在其眼中只是大哥和晚辈。如此条件之下，秦始皇那专断暴躁的治国之术已不合时宜。汉家皇帝需要新的措施来稳固根基尚浅的江山。黄老之学瞅准时机，再次出击。

能言善辩的陆贾及时向刘邦献上《新语》，劝其无为而治，放手委任群臣治国。不以勤政之名去集权专断、改弦更张。同时他也指出，君主统治天下的关键在于施行仁义、效法先圣，而非立下不世之功。这实则是在承认王国和功臣的现实权益之余，驳斥他们居功自傲乃至犯上作乱的理由。使皇帝的统治能更加安稳。如此一来，各派力量皆被摆平，黄老之学顺利荣升官方意识形态。

但历史之后的走向却对黄老一派愈发不利。随着时间推移，元老重臣相继去世，东西方文化差异日渐缩小，汉朝皇帝的实力与野心却不断滋长。贾谊、晁错等少壮派官僚，也对朝廷在北胡南越和王国问题上的软弱乏力忍无可忍。及至汉武帝登基，黄老之学已沦为淮南王刘安等地方势力抗拒中央侵逼的最后防线。新的国师若想扬名立万、功成身退，就要使自己的学说。既能满足刘彻的扩张野心，又能保证自身不被可怖的皇权戕灭。

大儒董仲舒成功解决了这一难题。他点明汉朝的历史使命就是完成对前朝的拨乱反正，开创太平盛世。而太平的硬性指标则是对内统一风俗法度、对外使四夷臣服。故为此而进行的制度改革与武力征伐，皆天经地义。如此为君分忧而又义正辞严的学说，自然令汉武帝欣喜若狂，儒学的至尊地位就此确立。

可董仲舒在这套忠君爱国的学说里，却为不甘心任皇权摆布的知识分子留有退路。他虽肯定了专制统治，却仍赞同儒家传统的禅让理论。而他提出的天人感应学说，虽令君权显得神圣，却也让知识分子能借助灾异与天意来敲打皇权。这使儒生们在西汉后期掀起了惊天狂澜。

董仲舒的思想中尚存有抑制皇权的成分

用于塑造统治合法性的思想工具，竟变成他人逼宫的理论武器！西汉皇朝这才发现自己上了贼船，虽气急败坏却也只能顺应儒者的要求，逐步剔除政治制度中的非儒家成分。甚至诏告四海宣布自己再受天命。

既然天厌刘氏，那么为了拯救百姓、实现太平理想，就只得另请高明。野心勃勃的外戚王莽应时而起，将自己打扮成践行纯正儒家政治的救星，大肆蛊惑人心。他还伙同学问大家刘歆进行考证，宣布汉室是拥有火德的尧帝后代。而王氏则是与土德匹配的舜帝后裔，各类自然现象皆说明火德将尽。根据五德相生理论与求贤禅让之说，王莽当代汉而立！

如此荒诞不羁的邪说，在已被乌托邦理想冲昏头脑的儒生眼中，却是完美无缺！在万众拥护之下，王莽最终夺得帝位。刘歆则被他封为名正言顺的新朝国师+嘉新公。此情此景，足以令天下读书人热泪盈眶。以文教训诫皇权的夙愿俨然实现，天下太平的理想自然也即将成真。可历史却对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又开了个令人悚然的玩笑。

热衷复古的新朝皇帝与学者出身的国师，非但没能拯救苦不堪言的百姓，还彻底毁灭经济秩序，搞得天下大乱。当迷信谶纬的刘秀经过多年征战，再次一统天下，全国人口已从近六千万跌至1400万。空前惨烈的人口大灭绝，将儒生的政治理想击得粉碎。

看似崇高的理想竟是个可怕的笑话，再奢望用知识指导皇权也就没有必要。与其乱发牢骚，不如好好称赞东汉得来不易的安定局面，以不辜负这个时代。于是，一位以维护汉家声誉为己任的思想家登上历史舞台，他便是大名鼎鼎的王充。

王充的种种努力，并未给他带来君上垂青与高官厚禄。终其一生都未能飞黄腾达。可他的思想却证明，一心要当国师的秦汉知识分子，已逐渐沦为替君权涂脂抹粉的犬儒。到了东汉后期，纵使昏君、外戚与宦官将百姓逼上造反的绝路，读书人也要誓死保卫桓灵二帝。至此，他们已在专制皇权面前彻底跪下。

这一跪就是近两千年！纵使后世士大夫拥有了据说能与皇帝共治天下的待遇，并被各路野生宋、明粉津津乐道至今。他们也不再拥有当年汉儒那样，敢为了政治理想而去舌战公卿乃至改朝换代的胆气。（完）

明朝“片板不许下海”的海禁制度实行了一百九十三年之久。

     https://new.qq.com/omn/20190103/CRI2019010300493700

朱元璋吸取了元代灭亡的教训，不欲民间百姓（也包括地方官员）通过海外贸易形成有组织的力量。作为造反者，朱元璋亲眼见证过发达的民间社会组织对元政权造成的冲击，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

严苛的海禁政策——不仅私人海外贸易被禁止，甚至出海打渔都成为非法行为，只是朱元璋的“猛政”的一小部分。

朝廷虽有严刑酷法，沿海民众为求生存，还是会有铤而走险从事对外贸易者。这种铤而走险发展到极致，是海商们走向了联合，出现了以王直、徐海、叶宗满等人为首的武装海商集团。嘉靖年间所谓的“倭寇”，大多是这些亦商亦盗的中国人。

海禁政策让沿海的地方官员大获其利。因此，在明朝中后期，海禁政策在很多地方名存实亡。

而地方官员与王直这些武装海商集团的合作，实际上又让消灭民间有组织力量的政治目的落了空。

https://new.qq.com/omn/20190308/CRI2019030800187200

在儒学体系里，王阳明的“心学”，是作为“程朱理学”的批判面而存在的。

“心学”关注的焦点，是“知”与“行”，也就是“认知”和“实践”的关系。

它至少包含了两层涵义。

第一层：按照理学的观点，儒家士子的行为，须以孔孟圣贤的认知为理论指导。王阳明认为，在未亲身“实践”之前，不会存在这样一种完美“知”，来作为“行”的指导。

具体来说就是：“知”要靠自己的“行”去获得。否则，即便那“知”是孔子留下的，对自己而言也未必是正确的、合适的；相反，如果是自己在“行”中体会出来的，即便那“知”显得很稀松平庸，也不能说它是错的。①

在帝制中国，儒学始终是政治性的。所以，王阳明的这套理论，实际上是在否定政治活动中存在不容置疑的理论权威；不同意用既定的、先验的理论来指导现实运作。亦即，在阳明心学看来，“凡孔孟留下的教导、做出的指示，都应坚决维护，全面执行”这类论调，是不对的。

第二层：在“知”与“行”谁先谁后这个问题上，理学认为“知”在先、“行”在后，必须先学习贯通孔孟先贤的教导，才能保证行动的正确性。心学的意见与之截然不同。

在王阳明看来，人必然先有想吃东西的心，才会去吃东西。想吃东西的心，才是“行”的开始。在“行”的过程中，会遇到种种障碍，这时候，就需要动用“学、问、思、辨”的能力，去一一克服。

王阳明反对“学问思辨”好了之后再去行动，他认为，只有在具体的行动中，才会产生真正有效的“学问思辨”，进而获得真正的“知”。

“心学”的这两层涵义，提供了两层思想资源：

一、打破“理论指导实践”的牢笼，不承认有绝对正确的伟人和绝对正确的理论存在。靠自己的实践去寻求具体的解决方案，“人人皆可为圣人”。

二、鼓励“摸着石头过河”。没有绝对正确的伟人和万无一失的理论来指导，没有关系。只要大方向没问题，秉持“致良知”的原则努力去做；在做的过程中，靠着“学问思辨”更新认知并修正行动，“知行合一”循环往复，必能有成。

这些人当中，孙中山对阳明心学的立场先尊后抑，是一个很特殊的个案。

根源在于：1905年同盟会成立前后，孙还没有自己独立的理论，需要在行动中摸索，故而肯定“知行合一”。到了1919年，他的三民主义已渐成体系，孙自认堪为中国革命的指导。要让自己成为革命党人信任的导师；要让自己的理论成为革命党人信奉的指导思想，自然不能再提倡阳明心学。

胡适对此洞若观火，曾写下评论，指出孙中山否定阳明心学的“知行合一”、改倡“行易知难”，其目的是想让党人与国人服从自己，奉自己为精神领袖、理论圭臬：

“行易知难的真意义，只是要我们知道‘行’是人人能做的，而‘知’却是极少数先知先觉者的责任。大多数的人应该崇拜知识学问，服从领袖，奉行计划。”

94年税制改革对当今社会有多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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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角度可能比较偏政治经济学，对财政金融方面的影响会有所忽视。总的来说，分税制改革的两两个主要的社会后果是：

1.集体乡镇企业的衰落和企业改制，企业职工大量下岗；

2.地方政府从经营企业到经营土地，后来走上了“土地财政”的道路，推高了中国的房价。

要解释这个问题，首先需要了解的是1949年以后我国财税体制的变迁。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财税体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建国到1978年之前的统收统支的财政集中阶段，即所谓的“一灶吃饭”。地方政府的收入统一上缴中央，其支出又统一由中央拨付，预算管理权基本上集中于中央。在这种体制下，地方政府理所当然的没有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大家都等着吃中央的大锅饭。此时的地方政府实际上是一种“代理型政权经营者”，消极的执行中央政府的命令。

第二阶段，即1978年至1993年间的财政包干的分成体制阶段：1980年2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的暂行规定。由过去的“一灶吃饭”改为“分灶吃饭”。国家财政收入被划分为中央固定收入、地方固定收入和央地调节收入。在财政包干体制下，地方的年度预算收支指标经中央核定后，由地方包干负责完成，超支不补，结余留用，地方自求平衡。

在财政包干的体制下，地方政府可以获得超过财政包干基数而结余的财政收入，以及本地企业上缴利润的预算外收入，因此有着强烈的动机去兴办和经营企业。因此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特点就是地方政府兴办的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地方政府的角色实质上由“代理型政权经营者”向“谋利型政权经营者”转变，由国家意志的贯彻者和上级指令、政策的服从者、执行者实现了向国家利益的代理人和谋求自身利益的行动者的转变。地方政府积极兴办乡镇企业，地方官员们像公司董事会成员那样行动，经营乡镇企业，地方政府成为一个从事多种经营的实业公司。这促进了地方工业化的进程和中国经济的增长。然而，由于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成果的截留（低报乡镇企业利润，任意减免企业税收，藏富于地方企业），中央财政日趋困难。

于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开启了，这就是我国财税体制的第三阶段。

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国家税收收入按税种被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税源稳定、税基广、易征收的税种大部分都划归了中央税；增值税、所得税等大税种被划入了中央地方共享税，其中规模最大的增值税中央和地方按75%和25%的比例共享。因此，地方政府不再能通过经营乡镇企业来获得收入（增值税的75%被中央抽走）。

地方政府调控税收能力的下降、重复建设导致的产能相对过剩、地区保护主义造成的市场分割及市场竞争愈来愈激烈，使地方政府急于摆脱所经营的企业，开始了大规模的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改制。

受企业改制最大的地区是苏南地区，由于苏南地区良好的集体工业基础和“强政府”的特点，苏南地区的企业改制并不透明，可谓暗箱操作：地方政府快速处理了其下辖的企业，不透明的改制带来了背后的操控和讨价还价，其结果极大地便利了当时在任的经营者，同时也为参与决策的官员带来了利益。在任的经营者是改制的最大受益者，经营者买断，或者说内部人私有化成为了苏南企业改制的最重要方式。在企业改制中，工人们无疑成为了输家。作为直接的利益相关人，同时也作为名义上的所有者（乡镇企业大多是集体所有的性质），他们没有被征询意见，也没有参与改制过程。利益没有得到保障，也没有得到任何的补偿。于是，在随后的企业人员调整中，工人中的许多人成了裁员的对象，企业职工大量下岗。

第二个影响要细讲起来也是一个宏大的故事，首先，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中央政府向上集中了财权，而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并未减少；同时，地方政府失去了通过藏富于企而获取巨额收入的能力，这就导致了地方政府巨大的财政压力，地方政府收入与支出的缺口急剧扩大。

分税制刚开始的那几年，为了应对这种局面，地方政府的角色逐步由企业经营者转向了企业征税者，开始热衷于招商引资，培养稳定的本地税基，形成了一种“不求所有，但求所在”的税源经济观（虽然增值税的75%被中央抽走，但毕竟地方还剩25％，只要企业在我的地盘，还是有收入）。地方政府间的竞争由发展本地企业的竞争转向了为扩大地方税基而争夺投资的竞争（企业越多，税基越大）。地方政府依据“抓住经济发展的主动权”的行动原则，由经营企业转向经营所辖区域，像辖区“业主”一样对整个辖区进行规划、开发、营造投资环境和招徕商人，并且在整个辖区内优化产业结构、扶植主导产业和重点企业，以尽可能提高整个辖区的经济产出，从“经营企业”转向了“经营土地”。

地方政府“经营城市”、大兴土木，走上了土地生财之路：从90年代后期开始，各地方政府开始大规模建设工业开发区，大搞“三通一平”，并制定优惠的招商引资政策，对工业开发用地实行低价甚至“零地价”的方式招商引资。不过，这时候还没有土地财政的什么事呢，土地财政和高房价的出现，还在等待着三个关键的事件。

第一个就是1998年的住房制度改革。房改后，福利房制度终结、住房分配一律改为商品化。在这次改革后，房子终于成为了商品。

第二件事呢，就是2001年时，中央正式认可了由地方政府发起的、旨在垄断土地供给权的“土地收购储备制度”。这意味着，地方政府通过出让土地获得土地出让金的行为是合法的了。巧合的是，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中，城市土地使用税、不动产税都被划归为了地方税种。对地方政府来说，卖地看起来简直有百利而无一害！

第三件事，就是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拍挂”制度，从2003年7月1日开始强制执行，这也标志着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拍挂”制度的正式确立。

以上三者结合，大约从2000年左右开始，地方政府走上了“土地财政”的道路，通过“招拍挂”的市场化转让方式和饥渴性的土地供应策略，制造了商住用地供不应求的假象，最大化了土地出让金收入。实际上，中国城市商品房价格高涨也正是从2003年左右开始的。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和土地税收（土地使用税，流转税）都可以算作自己的预算外收入，这是不用上缴中央的。到2012年的时候，与土地有关的收入已经占到了地方政府收入的75％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