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cul.qq.com/a/20150113/009926_all.htm

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Thomas Piketty）无疑是2014年最引人注目的学者。他的著作《21世纪资本论》英文版引起轰动，《经济学人》称此书会“彻底变革人们对过去两个世纪经济史的思考方式”。

资本主义会导致经济不平等，但“公平游戏”（fair game）对此的辩护是：就像在同一起跑线上出发的田径运动员，拥有平等机会的人各尽其能、各显其才展开自由竞争，最终的结果自然不会平等，但这是他们在才能和努力方面的差异造成的结果，虽不平等却是公平的，是在道德上可以接受的。

而皮凯蒂的研究结论则挑战了这个公平游戏的神话。他的著作通过对经济史长程数据的分析表明，资本收入增长总体上高于经济增长，其涵义是：资本（股票、债券、土地及现金）收入超过劳动工资收入，这就意味着“自由公平竞争”的资本主义体制实际上具有“承袭制”的内在倾向，这违背了现代社会的核心道德原则：人们的命运不应当被自己无法掌控的先天因素（种族、性别、血缘或家庭出生等等）所决定。资本主义“勤劳致富”道德神话就此破产。虽然有专业同行对皮凯蒂使用的数据提出过商榷或质疑，但很难撼动他的主要结论。皮凯蒂表示，他的目标是改造资本主义，方法在于民主政治，让民主压倒资本主义而不是相反。他是要为资本主义敲响警钟，而不是丧钟。

德国左翼经济学家施特雷克（Wolfgang Streeck）《新左派评论》发表长篇论文，题为《资本主义将会如何终结》。作者分析指出，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的历史偶然关联已经被打破了，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从危机走向崩溃，虽然这可能是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但在资本主义之外有什么另外的选项？没有。作者认为，在没有其他明确选项的情景下也会不可避免地走向终结。

     http://war.163.com/15/0330/08/ALUMSQUF00014OVF.html

奥巴马认为,刚刚经历了两场令美国筋疲力尽的战争之后，国家需要休养生息。他执政以来，中东地区发生的“阿拉伯之春”、“伊斯兰国”异军突起等重大国际事件打乱了美国稳定中东的长远构想;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乱局亦使奥巴马政府和许多美国战略家逐渐认识到，西方民主法治在那些国家“水土不服”。因此，美国虽然没有放弃以自己的价值观改造世界的幻想，但在实践上已经更多地强调世界秩序的稳定。

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战略，同它重整旗鼓的国内发展战略是相配套的。奥巴马将经济振兴和社会变革计划置于首位，需要把主要精力和资源投入国内，国防军费也要相应缩减。奥巴马最重要的外交调整，是将对外战略的主要关注点从以反恐、防扩散为中心的军事安全议题，转移到以维护全球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复苏为中心的经济安全议题。

问题在于，美国全球战略的上述调整是奥巴马两个任期内的特殊行为方式，还是代表了一种长远趋势？

这个问题需要从国内国际两个维度去分析。在国内，部分美国战略家和舆论不满于奥巴马政府“转向亚洲”的想法，认为欧洲同美国的政治文化联系远远重于亚洲；犹太裔和宗教色彩浓厚的美国人，也把大中东地区(尤其是以色列)视为核心关注。还有人指责奥巴马政府对中国过于“宽容”，“养虎为患”。还有人批评奥巴马对俄罗斯过于软弱，在中东问题上进退失据，让“伊斯兰国”等激进势力坐大，等等。

至少在现阶段，这些反对意见尚难动摇奥巴马的外交路线。但是两年之后，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入主白宫，肯定都要修正奥巴马主义。即使不是完全放弃“韬光养晦”，至少也需要显得更加积极，更加强硬，更加敢做敢为。不过，奥巴马的继任者不大可能否定他的中心理念，即将主要精力放在国内经济发展、社会公平、科技教育而非对外扩张上。

过去六年来，全球经济在缓慢复苏，中东发生冲突动乱以及极端势力异军突起，还有乌克兰危机、南海领土争端、中日关系紧张等所谓“地缘政治回归”现象，都未从根本上损害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但是，当出现重大危机时，“韬光养晦”原则将受到严重考验。

首先，美国要劝说其盟国为了它们的自身利益而冲锋陷阵(如在打击“伊斯兰国”问题上)，美国站在背后指挥，这是很难做到的。

其次，不少国际观察家担心，由于美中实力此消彼长，多数东亚国家可能在美中之间“脚踩两只船”，甚至最终倒向中国一边。

解析沙特攻也门:强大国防买不来 即便大土豪

   http://war.163.com/15/0407/11/AMJJNROC00014OMD.html

沙特空军可是一支用巨额石油美元堆砌起来，浑身上下散发着“土豪”气息的军队。缺乏特种飞机对于沙特来讲其实是个小问题。理论上来说，现代多用途战斗机是可以经过改装弥补这个缺陷的，只要花钱。但沙特皇家空军明明有巨额经费却不去寻求购买这些飞机，说明其对空中战役的认识水平大有问题。

现代空中战役是一种非常复杂的作战形态，它的雏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闪击战中的空中战役。当时，数千架飞机在同一时间蜂拥而来，将靠近边界数百公里范围内的重要设施，尤其是机场一扫而空，然后在密切的地空协同下，充当飞行重炮，将地面部队推进道路上的目标逐个拔除。同时还要用战术轰炸机对敌后方地区的后勤设施、通讯设施、交通枢纽……实施遮断性轰炸。在这种高度协调的空中战役面前，即使是法国这个同样拥有上千架战斗机的大国也难免败下阵来，连无线电都少有的苏联空军更是难以对抗。

这并不是简单的德国飞机更多的问题，而是当时的德国已经创造出了“空中进攻战役”的概念，所有的飞机是在统一指挥下协调作战，这远不是法国一战水平的空中防御作战组织方式能够抵抗得了的。

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了现代，空中战役已经比当年远为复杂，但基本的概念仍和当年一样，关键的问题是协同。

从各种渠道得到的战场情报，要用某种方式汇聚到指挥部，通过指挥员的分析判断，再结合手中掌握的飞行部队情况、所处位置、武器装备情况、后勤补给情况等等因素，形成战役决心，然后由参谋部细化为作战方案，最后给每架参与空袭的战机制定好作战计划……而现代空中战役的“力量倍增器”就是各种各样的特种用途飞机，它们负担起了空中指挥、情报搜集的重任——当然苏联和中国也有通过地面系统来指挥空中战役的能力。

那么沙特有没有这个能力呢？看起来没有。

美国至今对沙特的行动态度暧昧，表示愿意提供空中加油和情报普查支持。但是不会让加油机飞入也门境内，也不会提供详细的目标情报。沙特空军现在所能做的，只有继续漫无目的地挂着先进的导航/攻击吊舱，在也门上空来回穿梭，随机寻找目标了。这种撒胡椒面式的轰炸，根本起不到阻止胡塞武装地面攻势的作用。

沙特皇家陆军的武器装备同样“土豪范”十足。至于沙特陆军的各种单兵装备，也是相当豪华。1991年海湾战争，沙特陆军作为主力参加了海夫吉小镇之战，在地面战中，与被美军空袭折磨得已到崩溃边缘的伊拉克人差不多打了个平手。

    http://dajia.qq.com/blog/458983013414854

根据中国外交部的说法，到截止日期，中国已收到47份加入亚投行的申请，其中约30份申请已获批准。这些想要获得创始成员国资格的国家包括了全球前10大经济体中的6个，20国集团（G20）中的14个，如前所述，还包括了美国主要传统盟友中的一大半。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大批西欧国家的加入，亚投行创始成员国中拥有3A级最高主权评级的国家现在至少有了三个：新加坡、英国和德国，这使得这家金融机构在尚未开始运营时就已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积累了广泛的信誉。

美国的反对非但没有能够阻止它的大多数盟友加入亚投行，反而还招致了世界舆论——包括美国媒体——几乎一边倒的批评。这使得挑起这场本不该发生的“亚洲影响力争夺战”的美国简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英国再一次清楚无误地展现了这个昔日被拿破仑轻蔑地讥讽为“小店主国家”的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化国家的根深蒂固的特性：它永远不会将意识形态放在现实利益、特别是商业利益之前。尤其是，对于这一代英国人来说，他们记忆里的英国早已没有了19世纪的帝国荣光。因此他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更加现实，那就是重振萧条的经济，卡梅伦和奥斯本都很清楚什么是选民们的首要关切。

当被问及英国为何要罔顾美国的警告亲近中国时，英国政府强调，“这是英国的自主决定”，“我们加入的话又有什么可损失的呢？”

英国的“倒戈”极大地鼓励了其他犹豫不决中的西方国家，短短一周内，瑞士、德国、法国、意大利和奥地利相继宣布加入亚投行。急于游说中国将亚投行的欧洲分行设在本国的卢森堡甚至比英国提早一天就向中国提交了书面确认函，不过它当时希望北京方面暂不对外宣布此事。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韩国和澳大利亚这两个亚洲经济大国申请成为亚投行创始成员国，可能是比争取到英国更大的成功。另一个因为内部争论而犹豫不决的亚太重要经济体台湾，则在3月31日截止期前几个小时申请加入。对两岸关系来说，这意味着新的机会和考验。

事实上，中国愿意通过亚投行这样的多边模式对外输出影响力，不仅不是在“称霸世界”的道路上迈进了一步，反而恰恰是后退了一步，因为这对中国自身施加了更大的约束。因此，美国和西方应该热情欢迎中国更多地通过多边机构来进行国际合作，哪怕它们是由中国发起和主导的。

一位西方人士极具洞察力地评论说，“讽刺的是，虽然美国在这场比赛中输掉了一局，但欧洲的加入却很可能推动该行转向更有利于美国利益的方向。”

许多观察家都指出，美国的反对理由都只是借口，它真正在意的是迅速崛起的中国对美国领导的战后体制的挑战。在华盛顿看来，不应当允许中国制定规则，美国才是规则的制定者。“如果事情不是由美国来领导，那么美国就不应该参与其中，”

许多人批评说，多年来，美国一直敦促中国在全球治理中正确地行使与其不断增强的实力相称的领导力，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害攸关方”，创立亚投行不正是中国对其扮演“负责任的大国”角色的一次可贵的试水吗？然而，一旦中国真的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提出了对自身和世界都具有建设性意义的提议（更何况还要拿出自己的钱）时，美国却千方百计地予以阻挠，这将它的自私、虚伪和短视展露无余。

应该看到，奥巴马政府的这种尴尬也同它的国内政治直接相关。2010年时，英国在一场G20峰会居中牵线，促成了IMF份额及表决权的改革方案——它将使IMF资金增加一倍，并给予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新型经济体更大的表决权。欧洲国家早在很久之前就批准了这项改革，美国政府曾表态支持这项旨在赋予中国更重要地位的改革。但将近5年来，共和党人控制的美国国会一直拒绝批准这项改革。而且，现在看来，它获得国会批准的可能性愈发渺茫。此外，美国还反对向亚洲开发银行增资。

这不仅招致了中国、巴西等新兴经济体的不满，也削弱美国在其西方盟友心目中的可信度。从很大程度上说，英、法、德等西方大国不顾美国反对加入亚投行，也是在对美国表达自己的怨气。

长久以来，中国一直希望说服亚洲邻国和全世界，对它们来说，中国的崛起不是威胁，而是受益。对此，亚洲和世界一直报以将信将疑的态度——它们既不愿意错过搭上中国经济增长快车的机会，又想要继续得到美国的安全保障。在这场亚洲影响力争夺战中，中国的优势是日益壮大的经济辐射能力，而美国的王牌则是其军事实力以及对众多国家的安保承诺。这让夹在中美之间的国家经常陷于两难境地——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和韩国都与美国签有安保条约，但现在它们与中国的贸易额都比与美国的贸易额大得多。没有人希望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做出选择，但亚投行事件表明，有时候必须作出选择。

但换一个角度看，中国与美国过去的对手截然不同，中国的首要战略目标是发展经济和维持国内稳定，中国并不打算输出意识形态，也不愿意轻易“干涉”他国内部事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死抱着冷战思维——就像这次在亚投行问题上的态度——不放，那么，除了会造成双方都承受不起的对峙，还有可能真的出现人们所担心的“预言的自我实现”。

    http://chenxiang8964.blog.163.com/blog/static/14738701220153301133950

西安事变迎来第二次国共合作，共产党人巧妙利用了合法身份带来的一切便利，重整旗鼓在西安、兰州、武汉、重庆、桂林等中心城市设立八路军办事处。穿着国民革命军军服的办事处人员，虽与国民党情治系统不断产生冲突，但国民党除了监视外很难采取攻击手段。在桂林办事处，李克农得到了桂林行营主任李济深的庇护，他才能顺利重建南方的地下党组织。在西安，共产党把秘密电台安装在杨虎城公馆里，国民党特务只能瞪眼顿足。

共产党新形势下还吸取了抗战前的教训，依据列宁提出的公开斗争、合法斗争概念，对谍战工作做出两个最重要的改进。

首先，注重长期隐蔽。以往的地下工作为求安全，采取了与社会隔离的政策，很多人是职业革命家，没有正当职业作掩护，不允许和党外人士来往，结果这些另类人士很容易引起注意。现在，共产党要求每个地下工作者不仅取得正当职业并在这岗位上表现优秀，而且须深入社会各阶层中广交朋友，注意不展现激进思想。

其次是收敛锋芒以保证自身安全，其核心是“守法”，尽量在法令允许范围内开展地下工作。共产党在国统区不再建立反对国民党的团体，而是派党员渗入到所有现成的、合法的团体里。对于国统区的进步群众，只维持关系，并不吸纳入党，这既能减少刺激国民党，也可防止国民党特工混入。

结合战场态势不难发现，国共谍战史印证了两条常识：政权稳固之际，在专业的国家反间谍机构面前，任何在野地下团体的生存空间都非常逼仄；谍战无法决定军事成败，双方的绝对实力决定战争结果。所以当任何一方实力弱小、军事斗争陷入低潮、生存空间受挤压时，它在谍报战场上必然溃败。

中国革命成功后，新政权以国家之力轻松肃清了国民党潜伏在大陆的间谍。这一次换成国民党切实体会到，它无法在谍战中战胜专业的国家机关。不过，国民党在台湾范围内取得了谍战的彻底胜利。

朝鲜战争爆发促使美军防守台湾，暂时消除了解放军的进攻威胁，主导破案的保密局上校谷正文深切体会到，当解放军的登陆作战被无限期拖延后，孤立无援的台共成员们意志消沉，被捕后很容易变节。不久后蔡孝乾第二次被捕，供出一切，台共被彻底摧毁。此时，尽管共产党的整体实力远强于国民党，但它在台湾的谍战以全军覆没告终。

   http://view.news.qq.com/a/20150512/012568.htm

   1950年的斯大林并非仅仅是在一个朝鲜问题上，即因为与中国要签订新约，旅顺港几年后可能要归还，因而一夜之间变得激进起来了。但只是到1950年1月时，他才彻底完成了方针性的转变，即决定在整个亚洲推动攻势防御的路线。

 为什么是在1950年1月，而不是在此之前，或在此之后呢？在这一点上，《战争》一书所强调的无疑是对的，那就是因为斯大林决定了要与中国另订新约。斯大林为什么在亚洲问题上那么怕美、英呢？一个关键性的原因，就是雅尔塔协定。

斯大林说：1945年与国民党签订的那个中苏条约，是依据雅尔塔协定来签订的。而苏联战后得到的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都是依据雅尔塔协定得来的。如果废除中苏旧约，另订新约，“哪怕改动一项，都可能给美国和英国提出修改条约中涉及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条款的问题提供法律上的藉口”。[11]

而两周之后，一直处在转折关头的斯大林到底把这件事想通了。他在1950年1月1日晚，派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拜见毛泽东，通知毛，他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已经决定要与新中国另订新约了，让雅尔塔协定见鬼去吧。显然，斯大林要想藉助中国的力量，他必须要与毛泽东订立盟约。如果拘泥于雅尔塔协定，就无法把中国变成真正意义上的盟友。事实上，同遵守那个本来就已经被中国革命的胜利弄得千疮百孔的雅尔塔协定相比，与毛泽东签约显然对苏联更有益。因为从美苏在欧洲的争斗可以清楚地看出，冷战在亚洲的漫延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没有中国的帮助，苏联在亚洲将只能处于一种被动的局面。而只要想藉助中国的力量来迁制美国，那就绝对不能太受雅尔塔协定的束缚。

很显然，正是因为受到与中国关系的利益的极大诱惑，和对中国及其中国的经验寄予了极大的期望，斯大林才会下如此之大的决心，决定不再理会美英的反应，与中国另订了新约，结成了盟友。也正是因为与中国结成了盟友，下决心要藉助中国和中国的经验推动亚洲革命，牵制美国，斯大林才会转而督促日本、印度以及亚洲各国共产党模仿中国，开展武装革命。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当他得知金日成再度提出想要用革命的方法来统一朝鲜半岛时，他才会一改以往的拒绝态度，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金日成的请求。

不难看出，1950年1月发生了了太多的情况，而所有这些出人意外的情况，都源自于斯大林在相当程度上从思想上突破了雅尔塔协定的禁锢，下决心与中国结为盟友。既然如此，以后的所有步骤，推动日本、印度搞武装革命，答应帮助金日成统一朝鲜，其实都是斯大林开始在亚洲放开手脚后的接续动作。

      http://view.news.qq.com/original/legacyintouch/d359.html

 据日方档案，1931年九一八事变期间，日军仅包括10400名关东军及4000名朝鲜军；关外的东北军则有179500名之多。事变结果，日方在105天内鲸吞整个东北，死伤仅1200余人。

日本学者户部良一认为，关东军发动事变的目的，“是试图占领包括北满在内的整个满洲”，而且“试图通过计谋挑起日中间的冲突，……造成日本的国际关系紧张，形成对外关系的危机。……他们的目标是打倒‘腐败堕落’的政党政治”。关东军既然怀着这样的心思，自然不可能受政府约束。

事变爆发时，中国内部，除南京政府外，还存在一个以胡汉民、汪精卫、孙科为代表人物，以陈济棠、白崇禧、李宗仁等为后盾的“广州国民政府”。广东方面借事变向南京频频发动政治攻势，严重影响了国民政府对“九一八”事变的处理，蒋介石最终只能选择在1931年12月15日辞职下野。

蒋的下野，所带来的最直接后果，是张学良不放一枪一弹，放弃了中国军队在东北的最后一个据点锦州。张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得到情报，取代蒋介石的孙科政府，私下里却与日本政府达成了“查办张学良”的共识——实际上，因张学良亲蒋，一直被广州政府视作必须拔除的眼中钉，自事变爆发，即不遗余力对其进行攻击。张学良放弃锦州，意味着东北终于彻底沦亡。

1936年12月12日，为了 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华清池发动“西安事变”， 扣留了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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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场的经验以及阿根廷和英国马岛战争的经验都说明了：争夺岛屿的结果是由岛屿上空和环海争夺战的结果来决定的。空军和海军失败后，陆军仍可能长时间地捍卫自己的岛屿要塞，阻截敌人并对其造成人员伤亡。但是，陆军的命运已经早已注定。岛屿会变成他们的陷阱，等待岛上所有人的只有死亡或者被俘。

从军事角度看，中国在采取进攻行动时，任何情况下都要首先制定延缓美国向该地区增调兵力的措施计划。中国人将寻求迅速消灭美国在该地区部署的空军和海军部队，然后击败从世界其他地区前来增援的部队。岛上受阻的美国地面部队在不利的情况下会变成人质;在美国无法快速使空战、海战有利于自己的情况下，其命运也就被提前确定了。成千上万个被封锁在孤岛上的美军，他们的命运将成为美国政府的巨大政治问题，成为中国领导人进行和平调节谈判的重要政治资本。

二战中没有美国援助 苏联很可能将战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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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强加给战败的德国的《凡尔赛和约》，像法国的福熙这样有远见的政治家就明确提出，这不是和平，而只是二十年的停战。因为如此苛刻条约必然会激起德国的强烈反弹，下一场世界大战早晚肯定会爆发。其实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世界秩序和政治格局，不满的不仅仅只是战败的德国。

还有两个战胜国，一个是日本，尽管已经攫取了德国在太平洋上的众多殖民地和中国山东的特权，但这些都不能满足日益膨胀的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所以这两个国家希望再来一场世界大战，重新洗牌，因此他们后来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策源地，是毫不奇怪的。

另外一个不满的就是美国了，美国在战争后期参战，对于协约国的最后胜利可以说是功不可没，而且在战争中美国的综合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到1920年，美国的发电量相当于欧洲的总和，钢产量占全世界产量一半以上，石油产量占全世界产量的三分之二，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了177亿美元，并且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和最大的资本输出国。美国的黄金储备从1913年的7亿美元增加到1921年的25亿美元，到1930年更是达到了45亿美元，几乎是世界黄金储备量的40％！但是美国却依然被英法这样的老牌帝国主义看作是后起的小屁孩，在《凡尔赛和约》中基本上没捞到什么好处。其实美国也希望能再来场世界大战，重新调整国际格局，但最终为什么没有像德国日本那样成为战争策源地？因为美国国内当时孤立主义思想非常盛行，所谓孤立主义就是除了自卫战争外不主动卷入任何外部冲突，说到底就是不管欧洲亚洲战火连天，都只管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 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几乎是在一夜之间灰飞烟灭，美国终于参战了。

尽管之前美国就已经开始向英国、苏联提供了援助，罗斯福在1940年底就曾说过：“我们必须成为民主国家的伟大兵工厂。”但是美国还没有进入战争状态，工业能力还没有完全动员起来，只有到了正式参战后，美国真正的国力才被彻底激发了出来，其雄厚的工业实力简直可以用令人惊叹来形容。

首先是商船也就是运输船的建造，在二战中商船绝对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因为英国是个岛国，维持其生存所必须的各种物资都要依靠海运。

因为美国的造船能力实在太惊人了，为了适应现代工业化大规模生产，美国设计了两种标准船型来进行流水线化的生产，1万吨的“自由轮”和1.5万吨的“胜利轮”。

从1941年到1945年，美国总共建造了2751艘“自由轮”和531艘“胜利轮”，再加上其他船只，总共建造吨位达到了4500万吨，这一数量是德国海军潜艇拼了命去攻击，也根本无法望其项背的。

其次，在建造周期最长的军舰方面，美国在战时建造了包括26艘大型航空母舰、9艘轻型航空母舰、115艘护航航空母舰、10艘战列舰、48艘巡洋舰、349艘驱逐舰、498艘护卫舰、203艘潜艇在内的8.7万艘舰艇。而日本在同时期只建造了17艘航母、2艘战列舰、9艘巡洋舰、63艘驱逐舰和147艘潜艇，完全不是在一个档次上。

在整个二战期间，美国除了建造了令人惊叹的商船和军舰外，还生产了29.6万架飞机（分别是德国的2.1倍和日本的4.7倍）、10.2万辆坦克和自行火炮（分别是德国的3.7倍和日本的15.6倍），37.2万门重炮（分别是德国的1.6倍和日本的28.6倍）、350万辆军用车辆。这些除了装备后来扩充到了1000万人规模的美国军队外，还大量援助给包括英国、苏联、中国等国家在内的广大盟国，有力支援了全球反法西斯战争。

对于美国的援助，苏联最著名的战将朱可夫元帅的评价可谓客观：“不能否认的是美国人为我们迅速大量生产并供应了许多物质，没有这些物资我们就不可能组建我们的后备部队，也不可能把战争继续下去。我们没有炸药和火药，没有这些东西，步枪就没有子弹。美国人真诚地给我们迅速生产并提供了多少钢材啊，如果没有美国人提供的钢材，难道我们能很快地生产出坦克吗?没有美国人的‘斯蒂倍克’牌卡车，我们就没办法去运输我们的大炮，它们确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保证了我们的前线运输。战争各个方面都很需要的特种钢也是由美国人提供的。”

援助苏联的主要物资就有飞机15481架、坦克装甲车22800辆、卡车501660辆、摩托车30000辆、火车车厢11155节、铁路机车1981台、高炮7944门、冲锋枪108293挺、无烟火药130713吨、炸药132237吨、钢材2589766吨、铝26110吨（这些铝可以建造7万架飞机）、石油2622357吨、化学品631017吨、食物4478000吨、舰艇672艘（其中商船90艘、护卫舰105艘、鱼雷艇197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高品质航空汽油、卡车、机床和食品罐头，提供的航空汽油是苏联产量的4倍，提供的卡车是苏联产量的1.5倍，提供的摩托车是苏联产量的1.2倍，食品罐头是苏联产量的1.08倍，特别是38100台机床虽然数量并不大，但却是苏联无法生产的高性能设备，对于苏联军工制造意义更是重大。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毫无疑问是决定性的，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得知美国参战的消息后，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就是：“好了！我们总算赢了！”因为他很清楚，只要美国参战，这场战争的结局就已经再没有悬念，剩下的只不过是战争还要打三年、打五年还是打七年的问题了。

对于美国庞大的工业生产在二战中的作用，恐怕斯大林在1943年德黑兰首脑会议期间的评价是最中肯的：“为美国的工业生产干杯，这场战争如果没有美国的工业生产就会输掉！”

     1958年炮击金门打的是政治仗，海峡两岸不谋而合挫败美国“划峡而治”分离台湾的阴谋

　　新中国建立前后，美国为阻止中国大陆解放台湾，把台湾纳入其西太平洋的反共“岛屿锁链”，屡次图谋分离台湾，诸如台湾“自立”、联合国“托管”台湾、“台湾地位未定论”、“两个中国”、“划峡而治”等等，可谓花样迭出，煞费心机。

　　阻止蒋介石退台，在台湾“维持一个分离的政权”

　　1949年，三大战役行将结束，南京政府濒临大厦之将倾。美国政府预见到蒋介石已准备退逃、选定台湾为卷土重来的“复兴基地”。美国认为他如逃往台湾，中共必渡海东征，台湾如落入中共之手，其西太平洋的“安全”体系出现断层，于是便策划如何分离台湾。

　　1949年1月18日，在蒋介石宣布下野的前3天，美国分离台湾的阴谋出笼，由美国国务院起草的《关于美国对台湾立场的报告》提出了分离台湾的四项可行性办法：与国民党谈判，由美国接管台湾；通过谈判在台湾建立军事基地，并由美军协防该岛；支持台湾国民党政府，承认它是中国政府；支持非共产党的台湾地方政府。

　　美国政府认为最可行的是通过政治和经济的手段，设法扶持一个非共产党的台湾政府，并阻止蒋介石入台。于是指示驻台总领事克伦茨：设法说服台湾当局与大陆脱离关系，维持一个分离的“自立”政权。

　　2月间，美国驻华使馆参事莫齐特飞往台湾，与时任台湾省主席兼警备总司令的陈诚相见，提出5点意见：由陈诚主持台政；台湾政治与国民党分离，与共产党绝缘；美国每年给予经济援助，并提供空中海上保护；蒋介石如想来台，只能以政治避难者身份；邀请孙立人参加台湾新政权。

　　但陈诚的回答使莫齐特大失所望：“追随蒋先生20余年，不忍临难背叛而自立。”

　　美国不甘就此作罢，把目标转达向台湾第二号实力人物，新军训练司令孙立人身上。上海解放前夕，美籍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出面，以“会商台湾安全防务”为名，把孙立人请去东京商议，希望孙立人搞“台湾自立”结果被孙立人拒绝。蒋介石在得知美国的用心后，不顾上海战事紧张，于5月26日飞往台湾。美国阻止他入台计划破产，台湾“自立”胎死腹中。

　　炮击金门打的是政治仗，是在坚持一个中国的同一原则下，海峡两岸不谋而合对付美国“划峡而治”的默契，诚如毛泽东主席所说：“帮助蒋介石守好金门。”

      以联合国“托管”之名，行分离台湾之实

　　蒋介石已到台湾，并控制了台湾，美国不能不与他打交道了，遂变换花招，企图以联合国“托管”之名，行分离台湾之实。

　　1949年6月9日，美国国务院提出了一份关于台湾问题的政策建议书，内中旨要是：中国政府在台湾治理不当，已丧失了行使主权的能力，应由美国和部分盟国出兵占领，形成既成事实后，操纵台湾公民投票，要求联合国“托管”。

　　6月20日，麦克阿瑟以美国官方身份，向国民党驻日本代表团放出刺探性气球，蒋介石迅即覆电代表团，训示向麦克阿瑟郑重申述：“台湾移归盟国或联合国暂管拟议，实际上为中国政府无法接受之办法。”为表示有能力治理台湾及对台湾的治权，蒋介石采取了几项措施，一是以海空军封锁了大陆沿海口岸；二是建立总裁办公室，打着以党治国的旗号，以国民党总裁身份，主持台湾党政军事务；三是出访菲律宾与南朝鲜，兜售组建东亚反共联盟。

　　由于蒋介石的反对，美国只得把联合国“托管”台湾的计划搁置。杜鲁门总统在1950年1月5日宣布：美国承认中国对台湾行使主权，目前无意在台湾获得特别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亦不拟用武装部队干预其现在局势。

　　显而易见，杜鲁门的“目前”两字，是为今后分离台湾预留后路，事实正是如此。

　　抛出“台湾地位未定论”，作为武装入侵台湾“依据”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对台湾的需要变得明显而又迫切。杜鲁门出尔反尔，下令派第七舰队侵入台湾。为掩盖其侵略行径，他在 6月27日的声明中抛出了“台湾地位未定论”，声称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或经由联合国考虑。这是美国的武力阻止我解放台湾，分离台湾的开始。

　　蒋介石出于依靠美军而使自己能在台湾苟延残喘的需要，欢迎第七舰队进驻，但他妄图反攻大陆，故对“台湾地位未定论”表示异议，指示“外交部长”叶公超于6月28日发表声明：“台湾系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乃为各国所公认。美国政府的建议和政策，只是针对共产侵略威胁之紧急措施，自不影响中国维护主权领土完整之立场。”

　　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激起我国举国同愤，周恩来总理发表严正声明，指出：“美军侵入我台湾的行动，是彻底破坏联合国宪章原则的公开侵略行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管美国政府采取何种阻挠，中国人民抱定决心，必将解放台湾。”

　　但美国政府意欲通过联合国，使“台湾地位未定论”合法化，在当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将所谓“台湾问题”列入大会方案。

　　鉴于蒋介石的反对，美国国务院顾问杜勒斯于10月20日约见台湾驻美“大使”顾维钧说：“美国的意图是暂时冻结台湾的地位，以避免台湾落入美国之不友好者手中。如果你们在联大反对美国对台湾的立场，势必增加美国确保台湾不为中共所夺的困难。假使美国已将台湾视作完全是中国领土，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亦将失去理论上的依据。”

　　尽管如此，蒋介石还是反对并由“外交部”发表谈话后说：“台湾问题属于中国内政，联合国无权讨论。”

　　海峡两岸一致反对，并得到苏联等国家的支持，美国作无奈的退步，联大投票表决暂缓讨论“台湾问题”。

      杜勒斯宣称：海峡两岸存在着“两个中国”

　　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美军再赖在台湾成了师出无名，需要制造新的借口割裂台湾，在蒋介石也离不开美国支持的情况下，双方遂于1953年3月起，磋商《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其间发生了分歧，新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国务卿杜勒斯，主张条约只适用于台湾、澎湖，而不包括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其用心是：台、澎曾割让给日本，战后又由蒋介石收回。金、马等岛屿一直在中国管辖下，与台、澎的地位不同，放弃了正可为在台湾建立“独立国家”扫除障碍。蒋介石则坚持“共同防御”的范围应包括沿海岛屿在内，台、澎也好，金、马也好，都是中国领土，都要固守。

　　双方意见相左，谈判时断时续。1954年9月解放军炮击金门，台海局势紧张，美国趁机压蒋介石就范，蒋介石讨价还价，同意在“条约”正文中规定美军只取于协防台、澎，但要求以秘密换文的形式，载明美军帮助他守卫金、马等沿海诸岛。美国为换取蒋介石的“合作”，作了相应让步，同意了，12月1 日，台美《共同防御条约》签订。

　　1955年1月18日，解放军解放了一江山岛，蒋介石又紧张了起来，美国又趁机发难，压蒋介石以“两个中国”解决台湾问题。1月19日。艾森豪威尔对新闻界说：“把台湾与红色中国看作是分开的独立的国家，互相保证安全，是解决台湾危机的可行办法。”2月间，杜勒斯会见台湾“外交部长”叶公超和驻美“大使”顾维钧时说：“海峡两岸存在着两个中国，如同两个德国、两个朝鲜、两个越南一样。”

　　在美国策动下，新西兰代表致函联大主席，要求安理会讨论中国沿海岛屿停火问题。杜勒斯即表示附和：“台湾与大陆之间的冲突，是国际战争而非内战，联合国有责任作实现停火的努力。”

　　蒋介石反对美国公开推行“两个中国”，指示台湾代表蒋廷黻在联大投反对票。2月8日，他在“国父纪念日”上演说时，斥责美国分裂中国，“大陆台澎均我土地，中华民国领土不容任何人割裂，联合国讨论停火和两个中国的设想荒谬绝伦”。

　　斥责美国“不守信义，不讲公理，系趁人之危落井下石的自私自利之举”。2月14日，蒋介石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严申了一个中国立场：“在 4000余年中国历史上，虽间有卖国贼勾结敌寇叛乱之事，但中华民族不久终归统一，国民政府决不放弃‘汉贼不两立’之立身报国立场。”

　　与此同时，周恩来总理致电联大主席，坚决反对干涉中国内政的新西兰提案，一针见血地指出：“要联合国来干涉，就是要造成两个中国。”

　　联大开会时，苏联明确反对新西兰提案，要求讨论其制止美国侵略中国的提案，双方争吵不休，安理会最终决定搁置对新西兰提案的讨论，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也就以失败而告终。

　　压蒋放弃沿海岛屿，图谋“划峡而治”

　　第一次台海危机过后，蒋介石不但未从金、马撤出，反而加紧经营，至1958年夏，更把相当数量的部队部署在此，不时袭扰我福建沿海。

　　毛泽东主席当机立断，8月23日开始万炮齐轰金门，双方海军也几度交战，台海危机又起。

　　美国以战争叫嚣威胁中国的同时，为蒋介石舰船护航向金门补充供应，然其军队幷不参战，而是提出“划峡而治”，要蒋介石从沿海岛屿撤军。9月30日，杜勒斯通过与新闻界的谈话，批评蒋介石：“美国以前就认为，把为数众多的部队放在金门、马祖是相当愚蠢的。”

　　蒋介石反唇相击：“杜勒斯先生只是单方面的声明，我的政府没有任何义务遵守它。”

　　10月初，毛泽东主席洞悉了美国逼蒋放弃金、马的阴谋，作出了暂不解放金、马的决策，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宣布暂停炮击7天，使岛上蒋军得以运补物品，但以没有美军护航为条件。

　　美国为使蒋介石就范撤军，于10月8日宣布停止为蒋军护航。蒋介石大为恼火，15日接受《泰晤士报》记者采访时，尖锐抨击美国：“美国关于台湾地位的说法是空洞和愚蠢的，金、马是台湾外围屏障，其重要防线地位决不可改变。”他还与宋美龄前往金门视察，又派蒋经国慰劳驻军，以此向美国表示：坚守金、马，反对“划峡而治”。

　　毛泽东主席运筹帷幄，宣布再停炮击两星期。10月20日，杜勒斯飞往台湾，称此行完成和平使命，劝说蒋介石让出金门、马祖以换取停火。就在他途中停留时，毛泽东主席有意恢复了炮击，他说：“我们现在的方针是援蒋抗美，坚决反对‘两个中国’的阴谋，杜勒斯现在到台湾，如果我们不炮击金门，那实际上联美压蒋，我们炮击金门，打乱了美国的阴谋和计划。”

　　恢复炮击使杜勒斯的“和平使命”破产

　　1958年10月25日，中国政府宣布以后逢单日打炮，双日不打，以使金门军民得到充分供给，两岸紧张局势渐趋缓和。蒋介石见中共并无攻占金、马的行动，心始宽解，并以此作为拒绝美国要他撤军的口实。

　　炮击金门打的是政治仗，是在坚持一个中国的同一原则下，海峡两岸不谋而合对付美国“划峡而治”的默契，诚如毛泽东主席所说：“帮助蒋介石守好金门。”亦即把金、马等沿海岛屿留在蒋介石手中，以挫败美国“划峡而治”分离台湾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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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沪大战如何拯救中国

很多人认为，淞沪会战是一场绝对不应该打的战役，因为这一役几乎将当时中国军队的精华全部葬送，蒋介石以硬碰硬的方式在上海这样一个错误的地方打了一场错误的战役，事实也证明，三个月的战役，最后不但没有阻止日军占领上海，而且还将整个中国军队的精华几乎全部葬送。导致之后的多次战役中，中国军队几乎一溃千里。如果当时选择能将军队撤到远离日本海空火力的地方，比如南京，集中中国军队优势兵力进行对决，也许战况会大不一样。

 从古代到今天，几乎所有的军队想占领全中国，都是依靠速度从北方快速通过华北大平原南下，无论是蒙古南侵，明朝燕王陛下，还是满清入关......几乎都是一路主力过河北，下徐州，直插江南。一路过河南进湖北，从上向下，直冲下来，几乎没有任何天险可以拦阻，进攻方占据着地理优势。

中国军队为什么不在华北大平原与日军决战呢？

武器效能方面实际相差4倍，此外日军的战术战技与武器掌握程度远超过国军，按最保守估计，1个日军至少相当1.5个国军，所以综合考虑最保守估计日军1个士兵至少具备6个国军的杀伤力。平原地区1个国军师对日军1个师团进行野战，双方杀伤比按蓝彻斯特方程计算为50比1，进行山地防御作战为18比1。

这绝非骇人听闻，在长城抗战，中国军队十几个师与8千日军交战，中国军队还是山地防御，结果伤亡36000人，日军仅损失3000人。如果真这样打下去，日军出动10-20个完整师团从华北大平原压下来，中国军队就是全军200万人一起开上去，也会迅速变成一场大败，遭到全歼的可能性非常大，3个月亡国不是不可能的。

最为重要的是，在上海作战将彻底扭转日军的进攻方向，让他计划中的从北向南打，变成从东向西前进。从古至今都没有人能从东向西打统一中国的，而且从上海向西，全部是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崎岖湿热山地，让日军彻底快不起来，那地方也没有铁路，日军无法供应大军进行高强度作战。

即使日军发动的攻势，也难以对新占领地区实施长期占领，因为日军必需要保证长江一线的绝对安全，容不得日军再从蛇身分兵出去搞占领，此外日军的补给将高度依靠长江航运，而国军在上游，可以方便的释放飘雷来干扰日军的长江航运，日军难以得到充足的作战物资保证，以后的几次战役也证明了这点，在平汉铁路打通之前，日军打着打着就断了弹药了，不撤也得撤，不然全灭了。

随着淞沪战役的不断升级，原来准备前往山东，河北的日军师团纷纷坐船南下上海。淞沪大战一下子成了日军吸铁石，将日军不断向南吸引而来。正是凇沪会战才使长期持久抗战成为了可能。这一扭转改变了二战历史，1937年-1941年是世界大战两大阵营最后冲刺的时间，大家都在拼命的制造重型武器和进口资源。在1937-1941年日本军工70%的生产力都被用来生产弹药来供应中国战场，耽误了日本其他重型武器的生产和石油进口，极大的干扰了日军备战。

国军抗战，也为美国争取到了4年宝贵时间，使美国可以从平时转换成战时经济，对军队动员争取到了时间。而由于中国牵制和消耗了日本陆军和物资，也使得日军在没有1个安全的大后方的前提下不能贸然对苏作战。

日军在武器，训练，纪律，战术上都远超国军。凇沪会战把日军设定的从北向南的高速进军路线，扭转为从东向西，沿途全部是山区水田的无法快速前进的路线，这才让日军的3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失败。

      http://view.inews.qq.com/a/MIL2015102002124401

     英国首相丘吉尔在战争中考虑的首要任务是战后保持英国帝国的完整和英国的世界霸权地位。与此相反，美国考虑的首要任务是如何削弱欧洲，尤其是英国的世界霸权地位。而要做到这一点的关键，就是要保证有一个最好是能够从东面牵制欧洲的国家力量，显然苏联将是美国实现这项战略目标的最佳搭档。要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就是避免英国军事力量大规模地从东欧切入，而丘吉尔开辟第二战场的方案恰好就是英国实现这一战略意图最有利的选择。罗斯福则坚持在英国南部渡海经法国进入德国。

     丘吉尔一直到晚年仍对此耿耿于怀，指责没有从意大利乘胜北进，使“在意大利的盟军已失去了在俄国人之前到达维也纳的可能性，失掉了‘到达维也纳以后可能得到的一切……’”。他下结论说“除了在希腊，我们影响东南欧解放的军事威力失去了大好机会”丘吉尔可能已经意识到，大英帝国及欧洲霸权的掘墓人，并不是共产主义的苏联，而恰恰是反对共产主义却又觊觎世界霸主地位的“民主”的美国。

国防大学少将乔良自2005年开始，以每年3000万字的速度大量阅读西方前沿金融学专著。乔良说——不了解金融，就不了解美国人的国家生存方式，最终就无法理解美国人的战略意图。军人必须明白金融是更加根本性的战争。乔良将军1999以《超限战》一书成名（与王湘穗合著）。

苏联解体20年了，历史学家还有太多的问题要研究和探讨。最近，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列出人们最想知道的苏联10大未解之谜。

1.苏联解体后，苏共数百亿美元的黄金和现钞到哪儿去了？据国外媒体报道，这笔巨款藏在了外国银行里，可俄罗斯前代总理盖达尔雇私人侦探去追查，却一无所获。

2.苏联有没有便携式核武器？担任过安全会议秘书的亚历山大·列别德将军提到过手提箱里的百枚炸弹，而且其中一半下落不明。但列别德的说法云里雾里，许多人认为，他把核地雷当成了新式武器。

3.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出事之后，戈尔巴乔夫为什么沉默了几周？事故是1986年4月26日发生的，到了5月14日，他仍然什么也没说。

4.苏联解体后，生物武器是怎么处理的？

5.加勒比危机（即古巴导弹危机）前夕，苏联与劳尔·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到底谈了什么？

6.“闪电”行动是进行生物武器试验，这种行动的秘密何在？据苏联生物武器项目副主任阿利别科夫说，“闪电”的主要目的是为特别行动，包括政治谋杀研究影响精神和神经活动的生物物质。

7.自1981年起，莫斯科就命令格鲁乌（军事情报机构）和克格勃搜集美国可能进行核打击的信息。可美国人至今不知道，安德罗波夫等苏联领导人对这种情报可能作何反应？难道克里姆林宫真的害怕核战争？

8.美国情报机构在乌拉尔发现的地堡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有人认为，如果发生核战争，这里将是战略火箭军的指挥部。

9.当年的苏联常常得意地宣称，敌国的国防负担有多重？其中央委员卡塔耶夫说，苏联的军费占经济总量的20%，那么，苏联的军费开支具体是多少呢？

10.苏联对外情报局的工作成效如何？据美国人所知，克格勃常常夸大受威胁的程度和媒体的信息。

（原标题：《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列出苏联10大未解之谜》）

乔良：中国如何与美国抗衡

    http://war.163.com/16/0106/10/BCKVHG7D00014OVF.html

地缘政治沦为美国币缘政治的附庸和工具

美国虽然也很看重地缘政治，注重把握地缘关节点，但其出发点和其他国家完全不同，因为美国获取国家利益的方式与其他国家已经不在一个层级。美国控制地缘的目的不再止于物流层面。因为美国早已不再是单纯的制造业国家，不需要通过控制物流把别处的资源运回美国、加工成产品再卖出去，这不是美国的主要获利方式了。

那为什么美国还如此重视对地缘关节点的控制，并那么“乐于”给全世界提供安全公共产品、承担世界警察的责任呢？原因之一在于它要让全世界的资源按照美国“需要”的方式配置和流动，比如进入中国这样的制造业国家被加工成产品，再廉价卖给美国人享用。另一更重要的原因是，美国要通过控制地缘政治来满足其币缘政治需求，因为美国真正的获利方式是运用金融霸权。拥有金融霸权，全球资本的总控就在美国手里。而控制了资本流动，其他一切资源尽在掌控之中。

美国在其他国家搞“颜色革命”，表面上看是要颠覆那些国家不符合美国“心意”的政权，但实际上这与美国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秉承的战略相一致，即让更多国家破碎化，只有使其破碎化，才易于为美国所操控。比如，美国通过“颜色革命”给乌克兰制造危机，貌似是为推翻亲俄且腐败的亚努科维奇政权，其实背后意图是一石多鸟，不仅要扶植亲美政权，还要使乌克兰成为阻断俄罗斯和欧洲接近的防火墙。因为欧盟与俄罗斯都是瘸腿巨人，前者有经济实力无军事实力，后者则刚好相反。而如果这两个“瘸子”走到一起，就成了一个完整巨人，这是美国无论如何不能容忍的。这还不算，美国此举还有另一层意图，那就是通过乌克兰危机甚至内战，使欧洲的投资环境恶化，其结果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上万亿资本撤出欧洲。包括前不久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这一突发事件背后也不难看到美国利用北约牵制欧盟的影子。即便我们对此不予深究，但仍可看到该事件导致的客观结果之一是土俄两国股市下跌、资本逃离。

总之，美国在给别国制造危机的同时，也在促使资本顺着美国希望的方向流动，即进入美国。从这个角度来讲，美国与其他国家获取国家利益的方式已经不在一个层次，它已让地缘政治变成币缘政治的附庸和工具。

中国未来不谋求美国式币缘政治

既然根本不在一个层级，别国还怎么跟美国抗衡呢？笔者认为，一时一地之得失该争还是要争，但那绝非主要方面。要想有效制衡美国，其他国家在制定战略时就须更多考虑如何截断资本回流美国的路径或方式，只有这样才能掐住它的命脉。2001年“9·11”事件为何重创美国？除了政治和心理层面的冲击，更关键的是它在一个月内就让3000多亿美元资本逃离美国。

在将各种地缘政治事件如此联系和分析后，我们就必须对地缘政治和币缘政治有更深的了解，而不应简单高估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忽略了币缘政治对世界的决定性影响。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地缘政治依然头等重要;对于美国来讲，地缘政治虽然依然重要，但其目的已经转向了为币缘政治服务，借助地缘手段给别国制造麻烦比通过其他手段逼迫别国吐出资本容易得多，因为美国拥有这方面有效的军事实力。

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金融帝国，在我看来也将是最后一个。美国之后不会再有帝国，也不会有金融霸权。这与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有关，互联网已使货币高度电子化，网上消费、远程交易正在驱逐实体货币。或许不远的将来，我们就会迎来一个没有货币的世界。到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还有什么货币霸权可言呢？

对于美国当前这种战略的生成原理和实施流程，我们当然需要了解。但中国未来基本不可能再去强行谋求另外一个货币霸权，因为那将是一种没落和过时的模式。不过，虽然人民币未来不再可能一统天下，但立足于当前阶段现实需求，中国还是应谋求在货币霸权消失之前，让人民币成为国际化货币，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利于中国更好更快地发展。

那么，在地缘政治和币缘政治还未消失的世界，中国将面对一个什么时代？我觉得会是一个美元、欧元、人民币“三币鼎立”的时代。在那之后，货币将被新的计价模式取代。在整个过程中，中国只能从自身利益、现实机遇出发，顺势而为。从地缘政治到币缘政治，再到今天我们尚难命名的时代，只有适应变化者，才能成为最后的赢家。(作者是国防大学教授)

作者：乔良

附:中国伙伴关系等级

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关系（5+）：巴基斯坦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5）： 俄罗斯

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4+）： 越南、泰国、缅甸、柬埔寨、老挝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4）：英国 、 意大利、秘鲁、马来西亚、西班牙、丹麦、南非、葡萄牙、印度尼西亚、墨西哥、英国、蒙古、阿根廷、委内瑞拉、巴西 、法国、阿尔及利亚、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 、希腊、澳大利亚、新西兰、埃及、沙特阿拉伯、伊朗

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3++）：德国

战略合作伙伴关关系（3+）： 韩国、印度、斯里兰卡、阿富汗

战略伙伴关关系（3）： 土库曼斯坦、尼日利亚、加拿大、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爱尔兰、波兰、乌克兰、塞尔维亚、安哥拉、智利、阿联酋、卡塔尔、厄瓜多尔、哥斯达黎加、约旦 、苏丹

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2+）：比利时、新加坡

全面合作伙伴关系（2）： 克罗地亚、尼泊尔、孟加拉国、罗马尼亚、荷兰、东帝汶、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刚果（布）、马尔代夫、保加利亚

友好合作伙伴关系（1++）：匈牙利、塞内加尔

友好伙伴关系（1+）：牙买加

重要合作伙伴关系（1+）：斐济

新型合作伙伴关系（1）：芬兰

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无法评定）：美国

战略互惠关系（0，连伙伴都不是···）：日本

“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整个世界”——基辛格
过去半年，国际油价出现了破坏式的下跌，最大跌幅都接近70%，可谓“步步惊心”，直到近期才开始缓慢回暖。一时间对原油暴跌的各种解释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据笔者观察基本还是局限于传统的供需分析，如段首基翁所言，对于原油如此重要的大宗商品，无论其涨跌背后都有极为深刻和复杂的大国博弈的背景，远非单纯的供需就可以解释。

因此，我们下文将主要从地缘政治这个视角解读原油为何会在14年出现暴跌，而未来油价的波动区间又在哪里？
本轮油价下跌背后大国博弈非常明显
虽然目前业内公认原油市场存在着供过于求，但其实从数量级看过剩程度也不过就100万桶/天左右，对42亿吨的存量而言，基本就是沧海一粟。据此就导致价格有如断崖式的暴跌，实难服众。而且本轮下跌的很多核心驱动力都明显的体现出了大国政治在背后的博弈，根本无法为供需所解释，仅举几例，供诸君评鉴：
1.美国原油出口：其实本轮原油暴跌从供给端看，最核心的驱动因素就是页岩油革命带来的产量暴增，但由于以前美国禁止出口，影响还是仅限于美国本土，导致美国本土原油严重供过于求。所以从11年开始代表美国本土的WTI油价就长期低于代表全球的Brent油价10美元/桶以上，但即使如此美国当时也没有出口原油。

可是14年底，在国际油价暴跌至60美元，WTI和Brent已经基本接轨，部分页岩油企业甚至出现破产的大背景下，美国商务部却令人大跌眼镜的放开了原油出口，该行为无疑于是在油价的伤口上撒盐，用意何在，发人深思；
2.沙特的强硬态度：OPEC作为控制原油主要供给的卡特尔组织，天然有保证油价稳定的职责，而沙特作为OPEC的龙头大哥更是对维稳油价责无旁贷。可同样令人费解的是沙特有如站台般的不断强调绝不减产，甚至还提出“油价20美元也可承受，现金成本仅为4美元”等唯恐天下不乱的极端言论，基本每次表态都带来一轮油价暴跌。
而且沙特说到做到，带动整个OPEC在1月份日均增产3千万桶，完全抵消了页岩油潜在减产对供给端的冲击。逆势增产，不得不说沙特在打压油价上也是“蛮拼的了”(至于市场盛传的沙特是借油价下跌清理门户，打压页岩油，我只能呵呵了。建议大家看一下美国在中东的驻军图，身处美国大兵的卧榻之侧，沙特岂敢有不臣之心，否则伊拉克就是前车之鉴！)；
从上文分析可以看出，本轮油价下跌虽然体现了“否极泰来、盛极而衰“的周期规律，但其打破均势的核心驱动力却是来自于地缘政治背后的大国博弈。

本轮下跌中，美国联合中东国家打压油价之心已经是昭然若揭，而美国舞”油价之剑“，其意就恐怕就是在敲山震虎，打击俄罗斯。俄罗斯去年3月挑起乌克兰危机，吞并克里米亚可以说彻底打破了欧洲的战略均势，点燃”石油战争“的导火索，国际局势也从此进入多事之秋！
从“克里米亚”到“石油战争”
2014年最大的地缘政治变化就是乌克兰危机，其蝴蝶效应影响之大之深，恐怕远远超过大家的想象。过去10年，俄罗斯随着强人普京的上台和国际油价高企增强了国家实力，进入了新一轮的战略扩张期。
2000年打赢了车臣战争，2008年在奥运期间出兵占领了南奥塞梯，同期西方世界选择了绥靖、一忍再忍。但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则彻底突破了欧美“是可忍孰不可忍” 的战略底线，冷战时期的“红色警报“再度在欧洲响起，“石油战争”也彻底拉开了大幕。
石油战争正式打响
克里米亚危机虽然貌似俄罗斯先胜一局，但大国政治最终还是实力说话。俄罗斯虽然军力强大，但经济上过于依赖能源，80%的出口、70%的GDP和50%的财政收入都来自于能源，在国际分工中已经沦为与沙特类似的纯资源国。美国总统奥巴马称其为“什么都不能制作的国家”，老牌参议员麦凯恩更是将其比作“伪装成国家的加油站”。

因此油价就是俄罗斯经济的死穴，通过油价暴跌，短短6个月俄罗斯外汇储备就下降了20%，汇率贬值50%，即使国内数次加息，利率提高到了17%，核心通胀率依然涨至15%，其经济“一夜回到解放前”，美国通过石油的非常规金融战扳回一局。
俄罗斯成本决定了油价下限为40美元/桶
如前文所述，油价暴跌的导火索在于俄罗斯，但也恰恰是俄罗斯的现金成本决定了油价无法长期低于40美元/桶。毕竟美国的目的在于削弱俄罗斯，迫使其退出乌克兰，甚至是克里米亚，但绝非是让其国家破产，以至孤注一掷，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
否则以普京的强人个性，乌克兰就难免一战，甚至不排除会全面倒向中国，这将极大提升另一个潜在竞争对手的实力，尤其是军事潜力，这也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毕竟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

俄罗斯的现金成本基本在40美元
对于俄罗斯油田的成本，我们累计统计最大的5家公司，占比高达64%，依照13年年报，其现金成本基本都在40美元/桶以上。而且考虑到俄国在油价暴跌前，出口关税高达35美元/桶，油企的单桶盈利都在20美元左右，也可以反证其完全成本应该在40美元/桶左右。
由于俄罗斯油田非常老化，严重依赖压裂等增产方式，一旦停产基本油田就面临报废的风险。因此在油价下跌初期，俄国油田一般是选择硬扛，不会减产。但如果油价长期低于40美元，并使得油企形成一致预期，几年现金亏损的钱都可以打一口新井的话，停产就是最理性的选择，届时会出现大面积油田报废，这无疑是俄罗斯经济不能承受之痛。
美国对低油价的承受力很强
与俄罗斯不同，石油并非美国的支柱产业，其主要的经济增长还是依赖于消费，油价下跌可以提高普通美国民众的可支配收入，有助于消费增长，对经济利大于弊。而受负面影响的主要集中在能源行业，尤其是页岩油相关行业，但其仅占美国经济总量的1%，影响非常有限。

目前大家关注的页岩油企业破产，更多的还是集中在少数高成本区块。据我们统计，大多数页岩油企业的成本还是在45美元左右，所以只要油价在40美元以上，其生存并不是问题。
政治博弈决定了低油价的长期化
从美国国内政治看，执政的民主党代表的是中产阶级利益，不像代表石油寡头利益的共和党那么乐于推动油价上涨(上一轮油价暴涨就在小布什手中实现的)。所以上台之后就大力发展页岩油气，降低能源成本，促进制造业回流，用以提升就业。低油价不但普惠美国百姓，符合其施政纲领，而且相比伊拉克“流血换石油”式的热战，依靠压制油价的金融战成本更低。
即使国内油企有所损失，但考虑到战争是解决政治争端的最高形式，如果能够借助“石油战争”彻底拖垮俄罗斯，这些付出都是值得的。而俄罗斯在强人普京领导下也不会轻易低头，毕竟二战兵临莫斯科城下都挺过来了，目前还远未到山穷水尽的程度，所以这也就决定了本轮的低油价恐怕会长期化。
遏制中国决定了油价的上限为60美元/桶
相比俄罗斯的近忧，其实美国更担心还是中国的远虑，毕竟未来20年，中国才最具备挑战美国全球霸主地位的综合硬实力。而我国战略上最大的软肋就是能源安全，目前每年进口原油超过3亿吨，进口依存度高达60%，而且一半以上来自于美国控制的波斯湾，在石油领域我国可谓毫无战略纵深可言。

一旦发生战争，海上油路被封锁，我国的原油储备仅够支撑1周，空有飞机大炮，也只能不战而亡。因此谁掌握了中国的能源通路，谁就扼住了中国的喉咙

本轮缘起克里米亚危机的石油暴跌，其实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彻底改变了全球的格局。俄罗斯点燃克里米亚这个火药桶，取了实地但也失了外势，中期的得失实难判断。美国虽然打赢了货币战，但战略重心却被迫再次西移，重返亚洲战略短期难以实施。目前国际形势有如三国，魏国虽强也无力同时挑战吴蜀。俄美鹬蚌相争，中国则渔翁得利，成了实际上的最大受益者。

在2016年的政治评论中，“民粹主义”（populism）或许是使用频度最高的术语。英国独立党领导人法拉奇（Nigel Farage），美国当选总统的特朗普，法国“民族阵线”主席勒庞（Marine Le Pen），匈牙利总理欧尔班（Orbán Viktor），以及土耳其总统艾尔多安，他们似乎呈现出某种“家族相似”特点：强硬而富有煽动力，鼓吹极端的理念和政策，宣称代表底层民众，诉诸他们被漠视的利益和被压抑的愤怒，发誓要根本改变腐败或无能的建制派精英们所造就的黑暗现状，并许诺带给民众一个崭新的光明未来。

民粹主义似乎是一个现成的概念，用来概括这些新兴政治势力的特征。今年学术界和媒体涌现出大量关于民粹主义的历史、理论与实践的论述。澳大利亚的《对话》杂志汇集了18位著名政治学家（包括中国学者俞可平）的简要观点；《外交事务》在年末刊出“民粹主义的力量”专辑；同时，至少有三部相关专著作正逢其时地面世。关注的焦点议题包括：如何理解民粹主义的兴起？民粹主义与民主究竟是什么关系？它本身是一种民主形态或病症，还是对民主的威胁？它会导向法西斯主义吗？应该如何应对民粹主义政治势力的蔓延？

然而，民粹主义的概念相当复杂，也容易被滥用。早在半个世纪前，伦敦经济学院为此召开过学术研讨会，与会者们一致同意，民粹主义这个术语虽然有用，但涵义太过模糊以至于无法形成某种单一的定义。这种状况几乎延续至今，但今年出版的《什么是民粹主义》（What is Populism）一书对于这一概念的澄清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格外引人注目。作者缪勒（Jan-Werner Muller）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政治理论教授，也是活跃于欧美思想界的公共知识分子。他先后在《卫报》、《波士顿评论》和《伦敦书评》等报刊发表文章，对民粹主义的辨析并针对当下政治现象的阐释都具有敏锐而深邃的见解。

缪勒反对时下对民粹主义一词过度宽泛地使用。民粹主义可能表现为反建制、敌视精英、愤怒、非理性、不负责任、仇富、排外……但所有这些都不是其独有的特征。缪勒认为，民粹主义的“界定性特征”（defining feature）不是反对精英，而是对“人民”代表性的垄断：民粹主义者们宣称，他们而且只有他们才代表“真正的人民”及其意志和利益。这种对政治代表性的道德垄断才是民粹主义的独特之处。诉诸人民的意志意味着信奉“人民主权”原则，因此民粹主义与民主政治具有令人迷惑的相似性，也总是如影随形。

缪勒认为，民粹主义是代议制民主“永恒的影子”，但它必须通过抹杀现代社会的多元性才可能维持其对代表性的垄断，因此必须压制和排斥部分民众的意志和利益，从而反讽地陷入它所指控的那种精英政治罪行（压制与排斥）。在根本上，反多元主义（anti-pluralism）的结构性特征使民粹主义不仅是反自由的，最终也是反民主的。

英国脱欧公投中有48%的投票者选择留在欧盟，美国总统大选中，克林顿获得超出特朗普286万张大众选票，欧尔班在匈牙利策划公投“抵制布鲁塞尔在移民问题上发号施令”，但投票人数未达到一半，实际上失去了法定效力。

但所有这些事实都不妨碍民粹主义者声称代表全体人民。法拉奇宣称，英国公投的结果是“真正的人民的胜利”，这意味着反对脱欧的公民算不上“纯正的英国人”；特朗普也曾在竞选集会中宣称“真正重要的事情是人民的联合一体，因为其他人毫无意义”。

显然，民粹主义者需要制造一个神话：世上存在一个真正的“人民”群体，一个同质性的、永远正直的人民，全体人民可以通过一个声音表达心声，而民粹主义者自己就是这个声音，是人民独一无二的道德的代表。

民粹主义会对民主政治带来两个直接有害的后果。首先，民粹主义者将指控其他所有的政治竞争者为非法，这不是在指政策上的分歧（这种分歧本身是民主政治的要点所在），而是将政治对手妖魔化，“揭露”他们的人格扭曲或道德腐败。美国一名极右翼电台的节目主持人（特朗普的狂热支持者，且收到特朗普本人的电话致谢）在网站上发布消息说，克林顿和奥巴马真的都是从地狱中上来的人，“如果走近他们，你会闻到地狱的硫磺气味”。第二，更为重要的是，民粹主义者否认多元主义，坚持将公民之间的分歧转化为“人民与非人民的对抗”，主张将那些异己人群——不支持他们或者不认同他们“人民”观念的那些人——排除在“真正的人民”之外。（缪勒早年曾发表过研究施米特的专著，可以想见他对民粹主义反多元主义的敏感性来自他对施米特“同质化人民”的批判性研究。）

缪勒针对许多关于对民粹主义的流行误解展开批判分析。

首先，民粹主义据说更具有直接民主的倾向，会使政治更贴近民众。但缪勒认为，民粹主义者并不反对代议制民主，只要他们自己是那个代表，他们也可以不反对精英，只要精英是他们所定义的“人民”的代言人。他们呼吁要让“人民自己发出声音”，但完全不关心广泛的民主参与，他们热衷于是政治和道德的断言，而不是开放的、自下而上的公民辩论。他们制造民意的方式是在（直接或间接的）民主程序之外来定义人民。

第二，有大量研究表明，右翼民粹主义的支持者与其社会经济状况并不直接相关。特朗普的支持者并非低收入人群，美国大多数经济状况最差（年收入不足5万美元）的人群在总统大选中投票给克林顿。将民粹主义的支持者群体与现代化的失败者相联系缺乏真正的经验证据基础。实际上，特朗普的成功之处在于，使许多白人（仍然占美国人口的绝大多数）相信自己的地位已经变的像是受压迫的少数族群，从而将“白人身份运动”与“美国人民”关联起来。

第三，许多自由派分析家认为，民粹主义政客一旦上台执政就会自我瓦解，因为他们没有真正可行的政策。在他们看来，民粹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抗议政治，而抗议者无法统治，因为在逻辑上人们不能抗议自己。缪勒认为，这是一种自我安慰的错觉。民粹主义执政并不必定落入自相矛盾。执政的民粹主义者当然会面临种种失败，但他们总是可以将所有失败都归咎于那些“反人民的精英”的破坏，这就是民粹主义者往往偏爱阴谋论的原因之一。人民必须永远正确，一切失败都是敌人的阴谋所致，而国内或国外的敌人总是取之不尽的。

实际上，在俄国、土耳其、匈牙利和波兰等国，民粹主义政客已经成为执政者。当政的民粹主义者非常注重控制非政府力量。打压民间批评意见当然不仅限于民粹主义政府，但公民社会中存在反对力量的事实，会对民粹主义政客造成特殊的“象征性难题”：这会瓦解他们所宣称的独一无二的代表性。因此，他们竭力需要“证明”所谓的公民社会根本不是公民社会，证明任何民间的反对都与“真正的人民”毫无关系。

这就是为什么普京、欧尔班和波兰的“法律与正义党”（PiS）总是试图将异议组织“鉴定”为受外来势力操纵或者本身就是外国间谍。为了制造统一的人民，那些抵制代表性垄断的人群必须被禁声或被名誉扫地，或者促使他们离开自己的国家，将他们从“纯粹的人民”中剥离出去（近几年来，大约有10%的波兰人、5%的匈牙利人移居国外）。由此，民粹主义政客不仅造就了自己的国家，而且造就了他们一直以其之名发言的同质化的人民，民粹主义因此可以成为某种“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

在此存在着一个悲剧性的反讽：当权的民粹主义者恰恰犯下了他们所指控的精英犯下的那种政治罪：排斥公民和篡夺国家，他们最终会做出所谓建制派的行径，只不过更带有合理化辩护或更自觉的意识。因此，以为“大众反叛”的民粹主义领袖有可能改善民主的想法是一种深刻的幻觉，民粹主义者不过是另一种类型的精英，他们试图借助政治纯粹性的集体幻象来掌控权力。

那么，应当如何应对民粹主义势力的蔓延？缪勒认为，我们首先需要防止对民粹主义一词的滥用。不应当将美国的桑德斯（Bernie Sanders）、英国的科尔宾（Jeremy Corbyn）、希腊左翼联盟（Syriza）和西班牙左翼政党“我们能”（Podemos）与特朗普、法拉奇和埃尔多安混同为一个类别，统称为民粹主义。因为只有后者才宣称自己是“真正的人民”的唯一代表，而前者承认社会的政治多元性，并在此基础上试图重塑社会民主。第二，应该认清民粹主义者们对民主的威胁，而不是夸大他们对精英权力有益的矫正作用。但同时需要在政治上与他们接触，而且不是用民粹主义的方式（排斥和妖魔化）来对待民粹主义者。第三，需要将民粹主义政客与其支持者区别开来。民粹主义者虚构了“真正的人民”及其“统一的意志”，但他们触及的政治问题并非完全虚构：西方国家日益严重的不平等，以及许多公民被排除在政治进程之外，这些都不是杜撰的问题。

那些支持他们的民众也并非只是受到煽动蛊惑，陷入非理性的情绪爆发。理性与情绪的分野本来并不那么泾渭分明，情绪当然可以出自理由，这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接受所有这些理由，但宣称所有民粹主义的支持者都只是被“愤怒驱使”，那将永远无法对他们的理由展开真正严肃的讨论。

最后，必须直面“我们时代特有的真实冲突”，主要不是所谓“精英对峙人民”的冲突，而是更为开放的倡导者与某种封闭的支持者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包含着切实的利益关切，应当让贸易协议等政策转向更有利于工薪阶层，由此赢得选民的支持，这当然是抵制民粹主义战略的一部分。但缪勒告诫说，利益之战并不是一切，“自由主义者也必须踏入身份政治的危险领地”，必须打破民粹主义编造的“纯粹的人民”的幻象，并塑造一种“更有吸引力的、最终是多元主义的英国性和美国性的概念”。

民粹主义将造成什么样的后果？缪勒认为，至少会让一个国家浪费多年时间和机会，就如贝卢斯科尼在意大利的情况。而在美国，可能意味着毫无保留的裙带资本主义以及破坏权力制衡机制的企图，而最坏的情况是，美国发生“政体变更”（regime change）。美国难道会发生“颜色革命”吗？《金融时报》的主编巴伯（Lionel Barber）抱有同样的忧虑。他认为美国两百多年来一直是多元主义、宽容和法治等民主价值的标志，而在2016年陷入了一场高风险的政治赌博，其结果难以预料。特朗普的立场是英国脱欧者更极端的镜像，要求不惜代价地遵从他言称的“人民的意志”，而任何反对意见——无论是来自媒体、反对派还是司法机构——都有被定性为“人民公敌”的风险，“这不只是民粹主义的猖獗，这是对政治本身的否定”。

那么，民粹主义会滑向法西斯主义吗？政治理论家伯曼（Sheri Berman）教授在《外交事务》发表的文章认为，民粹主义不是法西斯主义，但有可能成为其温床。她分析指出，法西斯主义与民粹主义都是极端主义，两者具有相似性，但彼此的差异更为明显：“目前的极端主义者宣称，他们并不要抛弃而是要改善民主，他们批判当代民主运转不良，但并没有提出另辟蹊径的方案，而只是给出含混的许诺：要使政府更强有力、更有效率和更负责任。”

另外，两者的历史背景也相当不同。但她认为，匈牙利和土耳其的民粹主义更加危险，在那里民主政治的根基不深。而在具有长期民主传统的英美，民粹主义很难转变为法西斯主义。因此就其特征而言，对目前右翼极端主义者更恰当的定性是民粹主义而不是法西斯主义，他们固然是反自由的，却未必能够反民主的，这两者的区别并非无足轻重。如果民粹主义者上台执政，民主机制的持续存在将会通过下一轮选举将他们淘汰出局。“让国家从其错误中恢复，这是民主政治最大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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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属于民粹主义的是这样一种话语：“我（或我的政党）才代表真正的人民，其他人都不是真正的人民，反对我（或我的政党）的都是人民的敌人。”特朗普并非左派，但他也说过类似的话：“唯一重要的事是人民的团结——因为其他人都不重要。”查韦斯将反对他的人称为寄生虫、美国的代理人，等等，不一而足。这一话语的要害之处在于它既貌似“民主”——因为它声称代表的是“真正的人民”，同时又具有强烈的排他性。穆勒指出，民粹主义所持的“真正的人民的代表”的立场其实是一种纯粹道德主义的声称，无法也无须从经验上得到验证。通常而言，选举是民主政治用来验证某种政治主张是否符合民意的工具，尽管这种工具并不一定理想。但民粹主义的特点在于，即便在选举中失败，民粹主义者也可以说真正的民意实际上遭到某些邪恶精英、外国代理人、叛徒等等的压制。

第一、大规模军事演习。脱胎于战争的军事演习，是发动战争或阻遏战争的一种重要手段。1941年9月，日本海军大学内，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和担任偷袭的特遣舰队司令官南云忠一共同指挥了一次大规模图上作战演习，以偷袭珍珠港为主要内容。通过“图演”，日本偷袭珍珠港“大获成功”，日本海军由此制订了偷袭珍珠港的最佳方案。同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

第四，大规模撤侨。在1986年美国打击利比亚战争之前，美国就开始大规模撤侨。一个国家撤走本国的侨民，发展到这一步，证明就准备动武了，为防不测，提前撤走本国侨民。黄岩岛危机时，据菲律宾当地媒体报道，中国从菲律宾“不声张”地展开撤侨工作，中国商人和劳工大批秘密撤走，美国直接派兵进驻菲律宾，最后战争没有打响。

第五，就是最明确的了，既然战争已经爆发，那么媒体就会铺天盖地报道，这也是普通感知战争最有效的方式和渠道。

https://c.m.163.com/news/a/CMGBAT3T9001AT3U.html

下面即将奉献给大家的《中越战争——冷战的转折点》一文。（此文面世时间约为2015年）

谨以此文献给文章的原作者——我的加拿大及芬兰朋友，尽管他们不让透露真实姓名，但对他们长期关注中国等东方国家命运的研究深表感谢！

中国从苏联名义上的盟国变成了美国事实上的盟友，而完成这一转换的标致就是1979年的中越战争。

对越南来说，在1975年时她似乎有这个本钱。毕竟她是人类历史上连续打败两个强大的白人国家（法国和美国）的唯一有色人种国家，其中美国还是世界头号强国。

越南人在其最自豪的奠边府战役中全歼了1.6万名白人正规军，而中国人则没有在一个地方围歼5000人以上白人军队的战例，其最自豪的上甘岭战役也不过是将白人击败赶走。所以，越南人信心十足地认为自己比中国人更胜一筹，她才是黄种人最优秀的代表。而当时的中国经过10年的内乱虚弱不堪，经济凋弊，政局不稳。越南的一些将军利用当时的同盟关系到中国军营实地观察，回来后认为久经战阵的越南士兵1个能顶中国30个。种种迹象表明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共产党执政以来最容易被打倒的时期，取代中国别的国家不敢想，越南则认为时机千载难逢。取代中国这个前景实在诱人，最终还是战胜了越南人的感恩心理。

周恩来拥有遍及世界的情报网，而且运转效率非常高，源源不断给他提供各种准确的信息。周恩来根据他掌握的至今都没有公开的一批高级间谍的情报，十分敏锐地觉察到越南人在走100年前日本人的老路。周恩来跟越南人打了几十年的交道，深知越南取代中国的野心被压抑了千年之久，一但释放会象日本那样爆发出惊人的力量。

越南与美国的战争期间，越南士兵从上到下所有的穿戴和装备，整个军队的运转，包括粮食弹药油料的供应，后勤组织，战场通讯，医疗救护，战略战术的规划，甚至连大的战役指挥都得仰仗中国人，越南人只是不停地用鲜血给这部机器润滑罢了。

1977年11月，高傲而又幼稚的黎笋跑到北京，以恢复中越关系为交换条件，要求中国继续提供大量的军事援助。邓小平进一步肯定了周恩来两年前的判断，拒绝了黎笋的全部要求，黎笋访华遇到了国际关系史上少有的冷遇。

1979年1月1日，中国跟美国正式建立了的外交关系，彻底打破了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的沉闷局面，这离越南出兵柬埔寨仅仅7天。紧跟着，邓小平马不停蹄地出访美国，这是邓小平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出访，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迎接共产党中国来的高官。邓小平把自己出兵越南的意图全盘透露给美国总统卡特。

中国人用30万人打越南10万人，而且由于越南人战术呆板，死守固定的要点，所以在具体攻击时中国人往往能调来5~7倍的兵力围攻越军。火器弹药中国人更是占有压倒性的优势。

越南的失败在于他们根本没有应付如此大规模进攻的思想准备，他们犯了中东战争中阿拉伯国家一样的错误，过分地相信后台老板苏联人的决心和勇气。越南人始终认为有苏联在北面看着中国，中国不敢对自己大动干戈，最多也是师团一级的中小规模入侵，凭越南军队的战斗力完全可以在一线挡住那样的进攻，只要拖到苏联在北面向中国出兵，越南还可以反过来攻进中国境内。

邓小平短平快的行动让苏联在全世界面前遭到了更严重的羞辱，所以中越战争对苏联的打击程度远远超过古巴导弹危机，它不仅损害了苏联在全世界的声誉。中越战争后苏联阵营里第一个反叛者是埃及。中越战争后萨达特的胆子就壮起来，仅过了10天，即1979年3月26日就与以色列签署了正式和约，埃及毅然决然地背叛了整个阿拉伯世界和苏联，与以色列结束了30多年的战争状态。

紧跟着埃及反叛的是阿富汗，1979年9月，受中越战争及埃及成功反叛的影响，阿富汗政府内亲美的阿明干掉了亲苏掌权的塔拉基。但是阿富汗的地理位置不如埃及，她紧邻苏联，所以阿明的反叛引得苏联在同年12月27日出动10万大军进行干涉，推翻了阿明政权。苏联的过激行为被外界认为是对越南遭受中国攻击自己支持不力的一种补偿，也是防止阿富汗变成第二个埃及。从阿明闹出动静到苏联出兵，中间间隔了3个月，远远超出邓小平对苏联军队反应速度的估计，但是无论如何，苏联在阿富汗跟在越南一样误判了形势，他们还没有意识到全球力量对比正向不利于自己的一面快速发展。美国人不失时机地迅速采取行动，给阿富汗的反苏游击队提供大量的金钱和武器，这些援助没过多长时间就让苏军在阿富汗陷入泥沼。

苏联在越南、阿富汗的接连失误很快引起了全局的被动和战略性危机：在西亚，苏联失去了将更重要的伊朗拉入阵营的绝佳时机。在苏联心脏的东欧地区，最不安分的波兰最先起来发难，1980年8月14日，波兰爆发全国性的罢工。

在远东的中越边界，勃列日涅夫并没有象赫鲁晓夫在古巴导弹危机后那样成功，邓小平等看到苏联在阿富汗、中东和东欧都陷入了危机，准备给越南“第二次教训”。越南被迫在北部边境维持了一支近100万人的大军，防止1979年那样的悲剧再次发生。以越南那样的小国保持100多万的正规军后果不堪设想，庞大的后勤工作就让越南几乎没剩什么劳动力，越南少得可怜的那点儿重工业在中越战争中又遭到全面摧残，所以只能全靠苏联维持如此庞大的军队。苏联每天给越南的援助在200~250万美元，这也让苏联不堪重负，而且大批苏联的物资都要经过海路、空路的长途运输，惊人的运输成本和损耗当然也得苏联割肉。

邓小平明白在中越边界打仗比在中苏、中蒙边界直接跟苏联人对抗更能有效地打击苏联，而中国一方的战争成本和风险都降到了最低。1988年更是在南中国海把冲突从陆地扩大到了海洋。中越边界战争因此也成为苏联不断淌血的深深伤口，只要她继续支撑越南，血就会没完没了地继续流。

第五次中东战争、两伊战争与阿富汗战争一起，让苏联在整个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威信扫地，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影响几乎完全丧失，而西亚和中东这一世界的能源中心从此又重新回到美国的掌控中。

局势发展到这一步已经对苏联极为不利了，苏联没想到对越南的慷慨援助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让自己的阵营爆发这么多的叛乱，还一下子触发6场反对自己的猛烈战争，而且中东和东欧随时还可能爆发第7、第8场战争。6场已经开打的战争除了阿富汗战争以外，其余5场都跟苏联远隔千山万水，不仅代价一个个奇高，而且都看不到取胜的任何希望，因为苏联面对的对手实在太强。6场战争中的4场（阿富汗、安哥拉、莫桑比克、埃塞俄比亚）其实是苏联跟美国在角逐，2场（中越边界、柬埔寨）其实是苏联在跟中国角逐，尽管中美没有签署书面的同盟协议，但实际发生的事情就是中美在联手对抗苏联，苏联毫无取胜的希望。

越南以外的苏联其他卫星国、小伙伴也是树倒胡狲散，东欧国家在苏联崩溃以前就已经纷纷推翻各自的亲苏政权，迫不及待地加入了西方阵营。阿富汗、非洲的亲苏政权也一个个塌台，不是倒向西方就是陷入分裂。整个苏联东方集团土崩瓦解，连苏联自己也开始四分五裂，随着苏联的消失，冷战作为一个名词也进了历史档案袋。

谁也没想到世界局势在1991年发生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其实苏联崩溃的最直接原因是对外战略的失误诱发了国内各种矛盾猛烈爆发，在大规模援助越南以前，苏联的对外政策是非常谨慎的，斯大林在柏林危机、朝鲜战争中，赫鲁晓夫在第二次中东战争、非洲独立风潮、古巴导弹危机中，勃列日涅夫在越南战争、第三、第四次中东战争中，都不敢在境外豪赌，苏联就象一只刺猬缩成一团，不仅美国无从下口，自己内部出现问题也好解决。但是越南战争胜利后苏联就失去了原有的冷静，不仅在世界各地到处扩张，挤占美国人收缩后空出的地盘，而且想用越南挤压中国的活动空间。

所以，苏联在管不住越南的情况下又对越南大量援助，无论对己对人都是极不负责任的行为，以后的苏联就是在徒劳地堵越南人桶出的天大娄子，把越来越多的负担强压在国内人民头上，还让他们看不到尽头。最终，忍无可忍的苏联人民起来造反，苏联帝国随之轰然倒塌。仔细回味一下苏联倒塌的全过程，就会发现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就是1979年邓小平发动的中越战争。如果邓小平当年没有对越南下黑手，全世界的人恐怕到现在也不会相信苏联和越南原来如此虚弱，不仅美国不会那么快下决心跟苏联死磕，苏联阵营里那些心怀鬼胎的小伙伴更是不可能跳出来冲主人舞枪弄棒。没有中越战争，冷战很可能到现在还在持续。所以说邓小平似乎就是为苏联灭亡而生的，他用16天的短促战争就把苏联这个伟大的帝国撬上了冲向悬崖的不归路！

邓小平创造了中越战争这种新的国际斗争模式：集中全部力量在极短的时间内尽可能多地消灭对方人员，毁坏基础设施，然后迅速撤回，选取几块于己有利、于敌不利的地方继续给对方施加压力，迫使对方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长期跟自己拚消耗，直到把对方彻底拖垮。这种模式在小的战术要点上是短促的、极端猛烈的，而在大的战略层面上则相对温和一些，不以一次性彻底压倒对方为手段和目的，而是用套住对方慢慢勒紧绳索的办法，迫使对方内部发生嬗变，主动向自己求和。相对来说，这是一种比较人性的征服。

中越战争是中国第一次越过国际公认的边界线主动攻击一个主权国家，而且取得了完胜，这对中国和世界都不是一件小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是第一次中国强加给别人的战争。中越战争，不管越南人如何宣染自己，西方如何贬低中国，中国在这场为期28天的战争中死亡的军人也不可能超过1万，就是加上以后10年的边境冲突，中国的死亡人数也只勉勉强强超过1万。但是这场战争给越南造成的损失却是惊人的，越南因此永远失去了在中南半岛和东南亚的主导发言权。另一个更大的收获是，中国把自己最大的威胁——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挑下了马，这可是拿破仑和希特勒毕其一生、倾尽全力都没能做到的事情！